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就是流行趋势会在消失之后突然卷土重来。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阔腿裤,到了90年代可能就显得很土,可是再过20年,似乎又变得很洋气。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显得像妈妈服,可是再过20年,又重新变成了时尚的复古风。其实,流行趋势的这种螺旋形变化,不仅仅存在于时尚界,也会发生于学术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命运。
“国家”概念的螺旋形命运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z.府的形式,而是z.府的深度。m;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为什么说这个观点石破天惊?因为它居然将苏联和美国视为同一类国家。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苏势不两立,人们通常也认为这两个国家南辕北辙。但是,亨廷顿说,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统治能力而不是z.府的统治形式作为区分标准,那么美苏属于同一类国家,姑且称之为“强国家”,而它们共同的对立面,则是当时陷入各种动荡、政变和g,m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弱国家”。
事实上,亨廷顿引领了一种趋势。在他之后,一批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强调国家视角。表现之一,就是一批研究所谓“东亚奇迹”的学者,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摆脱贫困,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而积极的官僚体系。在这些国家,z.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定了一定的产业政策,协调组织金融、土地、税收、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冲向国际市场,实现特定产业的腾飞,并以此撬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国家视角”崛起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学者、研究g,m的学者、研究欧洲史的学者,都纷纷开始强调“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可以说是这个趋势的标志,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重新带回国家”。
然而,“国家”刚被带进镁光灯下不久,又很快走出舞台中心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剧变发生了。苏联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人们不禁发问:不是说苏联很强大吗?不是说苏联和美国本质上是同一类国家吗?怎么它说倒就倒了呢?说到底,美国和苏联不是同一类国家。说到底,统治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