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领导见我商业活动少，口碑好，特地安排我去给他们讲讲课。“你就讲你那个新书，不是说上海史的吗？1950年上海大轰炸嘛，蛮好的，就当是国情教育。对了，你这个讲轰炸的书，为什么封面是你自己的脸？哈哈哈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卖相好，你怎么像高晓松一样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长得有点像吴亦凡？哈哈哈哈……”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总喜欢写“银铃般”的笑声。长大了才知道，银铃般的笑声就跟真实的海鸥叫声一样，只适合出现在作文里，在现实里遇到，堪比噩梦。）
这是我童年以后，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警察。确切说，他们还不算是警察，而是未来的警察。这样介绍上海文化的讲座，我讲过不下二十场，每次都用同一个PPT，笑话都是一样的。和许多上海史专家不同的是，我还会讲点美国，还会讲点上海人在美国，好多故事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她后来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国际海员，1990年拿着护照和海员证跳船跑了，一起跑的还有几个人。后来成了中餐馆老板。人很勤快，看得懂英文报纸。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会去餐馆帮点忙。他也会给我发薪水，顺便叫我不要回去了。我母亲替我回答：“他不肯的。他很怪的。”其实我觉得，是她不想我过多地影响他们。他还教了我两道菜：干炒牛河和炒泡面。在美国，他们过着和中国差不多的日子，甚至还要更“中国”一点。我母亲会叫她儿子“阿拉小美（国人）“，令我误会他从小就决定好了性向。
讲座开场十分钟后，广播就开始分局点名。指挥中心的人在电台里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广播也是关不掉的，就这样测试声音传递的效果，惹来哄堂大笑。笑着笑着，我突然想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诸多不满，宁死不屈那种不满，真令人无法买账。后来他每次点名家族聚餐，我都不到。过年更是直接宣布“不在上海”。他在新家庭里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威望，成熟的威望，时间赐予他新的天伦之乐。他也不再期望旧家庭的认同，不再指望我。我记得他曾对我说：“我跟你妈，老早那么苦都过来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但他没有说对我有没有感情。我也很苦。我也过来了。
我本应该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和他们一起当学生，笑着笑着笑到桌肚下面去。父亲就开心了。
我最后一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我在节目里胡说八道，误导年轻听众。“什么空军寡妇，有什么值得同情的。1950年杨树浦广兴码头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报纸上说两个人头都炸没了，人生父母养，你有没有心肠啊。扬子江拖驳公司死掉的船员，只有三个有名字，一个姓郑，一个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