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目的则是要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就曾经带着进步史观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殊不知，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古罗马一样以奴隶劳动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Zhao2015)。“第三次m;主浪潮”高潮时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也做了大量性质类似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关于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转型的研究，福山(Fukuyama1992)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m;主转型可能性的研究。然而，这类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更深的误解。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m;主浪潮”所引发的包括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那么，苏联肃反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则是“左倾”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就历史和社会结构/机制的关系而言，时间在进步史观下失去了本体意义，因为它只是某种具有目的性力量(teleologicalpower)的结构的承载体；反之，某种具有前定(predestined)目的的结构/机制性力量就获得了本体性。同样，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偶然性和转折点事件在进步史观下也都失去了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只能给前定的历史方向增添一些从长远来看如同噪声般的曲折。我并不认为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会忽视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但从本体意义上来说，进步史观是一种忽视社会权力重要性的学问，因为在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们看来，社会行动者手中掌握着的各种权力充其量也只能为前定的历史发展增加一点曲折。
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影响。同样需要指出，进步史观在当前中国仍然非常盛行，以至不断有学者提出各种大而不当的、带有明显进步史观意义的“阶段论”。
(2)多元史观
在进步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与事实出入巨大，在其指导下的政治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西方史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Cannadine2002；Stone1979；Tosh2006)，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