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那些偶然的“爆炸”和“入侵”中,在所谓的“隐喻”中被揭示出来(应星2001,340)。
其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通过微观比较分析来厘清事件的根源、流变与分叉。我赞同许多社会学家关于比较是结构性分析的要害所在的说法。“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上正体现为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不过,美国主流的比较历史分析大多落足在宏观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上,忽略了蒂利在《旺代之乱》中提出的微观比较分析。而我在对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强调的是在总体史问题关照下进行细致的微观史比较。比如,在万安,bao动的研究中,我们把组织江西万安,bao动的领袖曾天宇与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的对照,从而揭示了中国**党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g,m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又如,我通过对土地g,m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g,m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澄清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中国**党早期历史中的内涵。再如,我对1930—1931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我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了对比,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毛**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党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应星、李夏2014;应星2015;2018)。这种微观比较分析的运用与蒂利在《旺代之乱》中的比较是较为相似的(Tilly1964)。
再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与概念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史分析。一般来说,以还原事件真相为中心的事件史分析与以探究概念含义为中心的概念史分析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传统。然而,将事件史分析与概念史分析截然分开,对这两种传统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拿在概念史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德国学者克塞雷克来说,本来强调的是概念史“既追溯哪些经验和事实被提炼成相应概念,亦根究这些经验和事实是如何被理解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