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的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的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的心理动向之一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的主体的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然而吊诡的是,“记忆的历史”找回过去的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的,因为此中的过去是重构的过去,是过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过去。哪一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的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没有相对稳固的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的当下主义中发现了自己的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的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的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的逻辑,也无法创造新的时间结构。更为吊诡的是,多元记忆的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的实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的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一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的理论动向实证化,其中也许并没有太多原创的视野与方法。大约在1965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几乎都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都不例外。而社会学内部的探索主要体验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摩尔的《m;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本迪克斯的《民族建构与公民权》、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的作品已开启历史转向(Moore1967;Bendix1964;Lipset1963;Tilly1964)。而后规模更大的所谓的历史社会学“第二波”学术运动,全面转向了广义上的宏观政治与经济议题,如g,m的生成、国家建构、阶级形成与斗争、福利国家的诞生与运行。这波学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后期的蒂利等等。<注:"更确切地说,斯考切波是年青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最富争议的作品是Skocpol(1979)。而蒂利因为坚持用“变量”来切入历史研究,而不是注重具体历史案例的比较,并没有成为这一少壮派群体实际的领导人。斯考切波等以ASA作为其主要的学术阵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关注微观问题的“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