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心理动向之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主体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关系。然而吊诡是,“记忆历史”找回过去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因为此中过去是重构过去,是过去片段而非全部过去。哪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般没有相对稳固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商品。在这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角色也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当下主义中发现自己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逻辑,也无法创造新时间结构。更为吊诡是,多元记忆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也感受到类似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实验。其中相当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理论动向实证化,其中也许并没有太多原创视野与方法。大约在1965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社会科学主要门类几乎都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都不例外。而社会学内部探索主要体验在历史社会学兴起。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摩尔《m;主和专制社会起源》、本迪克斯《民族建构与公民权》、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作品已开启历史转向(Moore1967;Bendix1964;Lipset1963;Tilly1964)。而后规模更大所谓历史社会学“第二波”学术运动,全面转向广义上宏观政治与经济议题,如g,m生成、国家建构、阶级形成与斗争、福利国家诞生与运行。这波学术运动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后期蒂利等等。<注:"更确切地说,斯考切波是年青代中最重要人物之,她最富争议作品是Skocpol(1979)。而蒂利因为坚持用“变量”来切入历史研究,而不是注重具体历史案例比较,并没有成为这少壮派群体实际领导人。斯考切波等以ASA作为其主要学术阵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些更关注微观问题“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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