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社会情境和一定的权力结构中，通过个体对具体情境的一次次重新评估，一遍遍地被重新生产出来——这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遗传是根本不同的。<注："“二战”之后，自然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处理社会因素和情境性变化，比如“测不准定律”就是典型。就生物学来说，近年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发展充分说明，基因表达在DNA之外，还受到化学环境、母体效应的影响，因而遗传是基因和非基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之，并没有什么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是被事先编码且恒常不变的。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其维系或变革背后的具体历史情境。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在不断实验和实践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一种本土性吗？本土性必然会和现代性矛盾吗？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安排本身也溢出了中国这一地理和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世界。反过来说，如果把“西方”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来看待，中国内部出现“西方性”也很正常，就如同西方社会中的某些部分也可能是非西方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有一种社会科学是可以专门阐释中国的，也很难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社会——这种“二分法”是无效的。某些历史社会学对于本土历史性的想象和建构，实际是用一种更古早的、想象的历史，来替代当下实践以及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历史，从而期待并规范未来。不得不说，相比21世纪初以甘阳(2007)为代表的“通三统”保守主义方案，这些方案更为退守。<注："笔者认为，甘阳的方案试图把想象的历史、切近的历史与当下实践做一个联通，其本质也是保守主义的。但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还算是比较公允，且可以达成一定社会共识的。">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有一段话，用来评价当下中国也许是允洽的：
今天，传统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本质上浪漫的概念，但是浪漫主义除了把关于传统的讨论提到19世纪的议程上以外，什么也没有干。浪漫主义对于过去的颂扬只是为着标志这样一个时刻：现代对于我们世界和人类一般状况的改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对传统理所当然的依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
一种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已经丧失了对于人心的力量，正相反，就在传统丧失了活力，而人们对其开端的记忆也逐渐褪色的时候，传统陈腐不堪的概念和范畴有时反变得更加,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