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并以某种时间性为基础。当特定历史观念中的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无法弥合,特定的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显而易见的普遍观念,那么现代性必然遭遇了某种时间危机。不宁唯是,时间危机又总是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端绪,并与之紧密联系。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到阿伦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可以一瞥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时间性遭遇了何种危机,战后西方精神困顿的根源又来自何处。而从阿赫托戈的作品中,我们或能理解当下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性,是如何在“二战”后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获得霸权。这种有关时间的褊狭主义,在政治层面与新自由主义和超级个人主义结合,在经济层面致力于提取每一刻的金融价值。尽管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的世界又经历了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政治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回归、移民危机引发的对西方文明再次崩溃的担忧、西方m;主体制的衰微、全球化的逆转与全球产业的重新布局,以至于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等。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远未跳脱当下主义的时间结构,只是正在经历当下主义的诸多危机,承受其罔顾历史也放弃未来期待的后果而已。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本雅明时代的时间危机是欧洲性的,那么当下的危机则通过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展成为全球性的。这也是时间议题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的原因。
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现代性的时间危机中,都可能提出应对方法,并成为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其中,社会科学家的学术与政治角色也在不断转换。社会科学自19世纪在欧洲社会诞生以来,基本以进步主义为其内核。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科学家试图以对“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则受到“美国特殊论”的影响,走上了效仿自然科学的道路,失去了全面反思进步主义的机会。在最近的当下主义危机中,欧洲知识界拥抱了记忆与遗产研究,而美国的社会学界通过历史社会学重新引入丧失的历史视野,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时间性”,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运动,以及对于事件、历史或然性、能动性的广泛关注,却仍没有超越当下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至若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历史复兴,其实质有可能是保守的,即试图通过某种怀旧来建构未来愿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