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每一次危机中，西方社会的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的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方案，陷入了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的中国，提出了何种方案，出现了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的危机中，我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的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的核心议题。对于这一宏大的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的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一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
二社会科学的应对实验之一欧洲的“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的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的进路，那么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的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的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思想产物，更像是一对拥有共同起源的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的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的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了两者的内在张力(Ross1994，3—21)。<注："所谓的“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等，与西方19世纪的意涵不尽相同，且要与人文学科相区别。比如法学在19世纪西方可能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也与今天理解的经济学不同。而人类学长期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在当代中国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被官方归入社会科学。">
此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更为普及，影响也更大。其核心的研究问题乃是检验现代社会“未来”的命运，以作为进步的重要媒介。社会科学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秩序扩展的知识产物，并在当下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致力于阐释并推动资本主义和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对全球其他社会的持续重构。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会把某些知识形式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一些知识形式放置在学科中心。时间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识形式的前提：它决定了社会科学从哪一种价值出发——是某种过去的价值，是当下重构的过去的价值，还是当下的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的永恒期待。易言之，这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