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的信心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它极大限制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非扩张之。">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选择尤其值得详述，因其学术霸权时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会科学的典型样貌，并从狭隘的美国地方经验和理想类型出发建构了普遍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话语。与欧洲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初便从德国式的社会科学转向以自然科学为发展模板，放弃了处理特殊而变动的历史性这一任务。这一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的历史过程之下，“现代社会更接近一种类似自然的过程。社会世界由针对自然激励的个体反应所组成，而资本主义市场与现代城市社会也被认为是这种自然过程的一部分”(Ross1994，xiii)。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策略，在历史与科学的张力中选择了后者。一旦和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相结合，又会导向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对自然（社会）的操控。换言之，美国社会科学转而试图把历史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可控的自然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模型愈益获得合法性，并借助对各种定量模型、系统论、功能主义和行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根据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一书的历史追摄，这种独特的社会科学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美国内战前就开始发展、在世纪之交又经重新建构的“美国例外论”。由于共和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自由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以及美国在“一战”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美国的普遍社会意识没有像欧洲那样，受到“一战”所带来的时间断裂与虚无之感的深刻影响，而是继续，甚至加强了历史作为连续变化的观念，相信历史的动力来自其内在未被发现的规律，而非外在的不可知因素——这种意识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相互构成。同时，从美国内部的具体情境来看，其特殊的国情与民情将继续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并可以避免贫困、阶级斗争和战争等欧洲现代性中的负面结果。这一思想基调促使社会科学家开辟出一个独特的领域，来研究历史之中或历史表象之下的自然过程：不同于欧洲社会科学对历史的断裂与无常的承认，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力图采用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和概念工具来控制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Rose1994，22—52)。换言之，20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反而强化了以进步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二战”之后，这种学术取径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发展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的基石，把西方社会的当下作为全球南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