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关系。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建立自主的官僚体系，最初是掌权的旧藩阀大臣为阻止政党势力染指官僚体系，而限定由帝国大学输送官僚人才，其后渐渐形成以东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官僚体系，加上政务官任免频繁，政策主要由事务官主导，因此被批评为“东大官僚治国”。虽然存在官僚退休后任职大银行顾问董事等职的惯例，但相对于美国的高度人员重合，日本官僚精英和金融业精英是两拨人，官僚精英仍能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是战前一代官僚，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立场并不总是和金融业精英的利益一致。
金融精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我最近关注的问题。金融资本强大之处在于，它比工业资本更具渗透力及吸纳能力。以英国为例，先是土地精英加入金融精英联盟；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持有金融资产，也加入这个联盟，有点像是童话故事《不莱梅乐队》，只是这个以金融资产作为共同利益的联盟，是以牺牲工业及劳工阶级为代价的。当代美国由于欠缺完善的福利制度，许多劳工以退休基金的方式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产阶级个人持有金融资产也很普遍。这让我产生一个疑问：美国广泛的金融资产持有者是否会成为金融精英的社会联盟，支持保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如同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
朱宇晶：精英可能与国家结合，也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当下这个金融化进程加速的时代，金融的整合力量和流动性是让精英结成更强有力的联盟，还是让精英缔造的世界更加脆弱——比如全球金融精英的流动性和在地精英/民族国家之间造成的矛盾？人类学全球化研究里的多点民族志也在思考一种全球化过程中的“超级游民”，他们是否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控制（鲍曼2003）？同时，他们也不是书中所讨论的殖民地精英；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流动，在不同市场中即取即抽地套利，可以利用避税天堂和全球金融市场。而这本书讨论的精英有很强的国别属性，他们的崛起和霸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否可能流动到新的中心？
董一格：《漫长的20世纪》中有一张图可能对大家有帮助，也可以回应刚才朱宇晶老师提到的问题：全球化精英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其实不是。从意大利城邦到荷兰、英国、美国，所谓的“关键的治理组织”(leadinggovernmentalorganization)是变化的：从城邦到民族国家，再到“世界国家”。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一书强调在这一轮的金融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