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不让我离开。她身体那么虚弱。跟上次相比，要坏得多了。
后来，我又被调到团里去，重新开上火线。
跟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分别，心里好生难受。可是一个人在军队里，这样的时刻也习以为常了。
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我们有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抢在护士前面，万一她们碰巧要进来，就设法缠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去把守，大约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着身子躺着，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人拿了两三个枕头去垫在他的背后，克罗普把那小孩抱好，随后我们大家都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那件黑斗篷便钻进被窝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便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还闹闹嚷嚷地玩牌。
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一圈差不多已经兜过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给忘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孩开始哭喊起来，尽管艾伯特拼命地这边那边地摇晃他。稍微有点吱吱嘎嘎和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们抬头一望，便看见那小孩嘴里含着一个奶瓶，原来他又回到母亲怀里去了。那件事已经干完啦。
我们自己现在都感觉到大家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精神相当焕发，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汗涔涔、乐滋滋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那只绣花的手提包，有几条很好的香肠露了出来，莱万多夫斯基仿佛挥舞花束一样抓起一柄小刀，把那点肉切成了碎片。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指我们——于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便挨个走过来，朝我们一个个微笑，还一个个分给我们香肠，这会儿她看起来简直很漂亮呢。我们都管她叫妈妈，她很高兴，还为我们拍打拍打枕头。
几星期之后，我每天早晨得上山德尔学院[27]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勒住，要把它弄得能够活动。一条胳膊老早已经治好了。
从前线又开到了一批运输车队。绷带都不再用布料制造，而是用白色的皱纸来做。纱布绷带在前线可太缺少了。
艾伯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过几个星期，他就要到人工补装肢体的部门去。他仍然很少说话，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忽然中断，呆呆地直瞪着前面。要不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他这条命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最坏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玩牌时，他也常常来看看了。
我得到了几天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