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也转移人们对奥本海默批评。不过,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起时候也会有所收敛,这体现出奥本海默在两人关系中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奥本海默经常能为所欲为。
奥本海默也会尽量让格罗夫斯满意。为此,他变成格罗夫斯期待那种老练高效管理者。在伯克利时,奥本海默办公桌上堆放文件经常有英尺高。路易斯·亨普尔曼是位从伯克利来医生,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奥本海默夫妇好友。他发现在台地办公室里,“奥本海默桌面很整洁,上面没有任何文件”。奥本海默外貌也发生变化,他剪掉卷曲长发。“他头发剪得很短,”亨普尔曼说,“几乎认不出他。”
事实上,就在康登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格罗夫斯信息封锁政策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问题上,奥本海默或许回避正面对抗,但是该政策已经名存实亡。随着工作进展,允许所有戴“白色徽章”科学家自由地讨论他们想法和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就连爱德华·泰勒也明白封锁妨碍效率。1943年3月初,他告诉奥本海默,他给奥本海默写封公函,其中讨论“直以来担心问题——保密过度”。但随后他又承认:“这做并不是为给你添麻烦,只是觉得也许声明日后你可能会派上用场。”格罗夫斯很快就意识到他面对挑战,尽管他尽最大努力,但他甚至都无法说服那些最可靠、最资深科学家遵守规定。有次,欧内斯特·劳伦斯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他要在那里给群科学家讲课。格罗夫斯把这位物理学家拉到边,认真叮嘱他哪些事情不能公开讲。令格罗夫斯震惊是,几分钟后他听到劳伦斯站在黑板前说:“知道格罗夫斯将军不想让说这个,但是……”虽然官方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但实际上,科学家越来越无视这些规定。
格罗夫斯经常把信息封锁政策破产归咎于康登对奥本海默影响。格罗夫斯在1954年作证时说:“开始他(康登)就在洛斯阿拉莫斯造成巨大破坏。直无法确定破坏信息保密罪魁祸首是奥本海默博士还是康登博士。”他认为,让顶尖二三十名科学家自由交流是回事,但是当数百人都无视这政策时,信息保密就成个笑话。
最终格罗夫斯意识到,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领域惯例已经凌驾于军事安全原则之上。“虽然可能把握大局,”他作证时说,“但在很多事情上,都没能按照自己方式行事。所以,当说奥本海默博士并不总是严格遵守安保工作守则时,只能说他也没比其他顶尖科学家做得更差,认为这算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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