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
。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
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
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处房子
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个精通刑名，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员威严还留不留？杜山纸状书戳破这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结果整个案子从桩贿赂小事上升到“彭县还姓不姓朱”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个叫直堂吏，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手里有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房收到公文几道，用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天，值班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诉状，先读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再说。直堂吏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个是快手，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
介绍下，个叫刘本敖，个叫王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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