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觉得，其实你应该回去看看。”谢寿天建议道，“治安队的人现在知道你回上海了，如果你连老东家都不去看看，也许他们会起疑心。”
谢寿天到底是做保险生意的，考虑得就是周全。方三响点头道：“我会去看看。”谢寿天又郑重提醒道：“上海如今不同以往，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可轻信任何人。”
“我在上海，大概已经没有谁可以轻信了。”
方三响告别谢寿天，离开大来大楼。迎面一阵初春的江风吹来，风中微微带有腥味与煤灰味。这属于黄浦江独有的味道，已多年不曾闻到。他忍不住站定脚步，贪婪地吸上两口，整个人陷入微茫的怀念中。
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便在延安入党，此后一直在陕北从事边区防疫工作。今年年初，卞干事忽然找到他，说现在有一项前往上海筹措药品的任务，方三响在上海有根脚，又是医生身份，政治上也可靠，是最合适的人选。
之一，谢寿天正是这家公司的常务董事。
进了董事办公室，谢寿天轻轻关上门，一转身，气质不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沪上商人：“方同志，你在这里可以放心，这家公司是职委批准成立的，里面都是自己人。”
职委的全称是“上海地下党员、职员运动委员会”，谢寿天在去年正式入党，职委正是其上级领导。这些情况，方三响在出发之前就了解得很清楚了。
方三响道：“我这一次奉上级命令返回上海，是要在本月底之前，设法筹措一批磺胺类药物运回延安。”
谢寿天眉头微蹙，磺胺是用于战场伤的抗菌药品，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倘若是少量需求，还算好办，这种大宗药品流动，无论日本人还是汪伪特务都盯得紧，棘手得很。
方三响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进行短暂的培训之后，他离开延安，在各地辗转了一大圈，横跨数个战区，这才抵达上海。
上海和他离开时变化不大，连电车的路线与时刻表都和原来一样。方三响轻车熟路地搭上一路电车，把胳膊搭在车窗外，一路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地扫着路边。
但这不是私人请托，而是来自总部的命令。谢寿天最近看到的报纸上，天天都刊登皇军治安战的捷报，即使扣除其中的吹嘘成分，也可以想象日本人的扫荡何其残酷。这一批药品对各处抗日根据地来说，意义重大。
谢寿天沉思片刻，决然道：“这批药品，我来想办法安排。方医生你一会儿先去办个入职手续，把身份建起来，等我通知。”
“好。”方三响点点头。
“筹措药品还要几日，你好久没回上海了，要不要趁这几天放松一下，回去第一医院看看故友什么的？”
“不了，任务优先。我会在饭店等候，免得节外生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