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店主给他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朋友。
“已经知道那是怎回事。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应该记住他知道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
“你走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开始以为没事,你知道吗,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外貌像个会计,耳朵上夹着只铅笔。那人低头看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些代价,这个人。’”
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
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人,那个医生。他给母亲看病,给她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她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拿块碎玻璃抵着他喉咙,抢走他毛毯。拿去给母亲盖。”
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笑得那软弱无力,笑得那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套有暖气和自来水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点钱,有时候是条毛毯或者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腿,切就没戏。”
也有别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某天,他遇到个开商店。
“他给钱,请带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两个月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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