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地要牵涉皇帝，要牵涉帝国反复辟的大政，甚或要必然地牵涉出储君立身之道。凡此等等，无一不是难以说清的话题。蒙恬纵然心明如镜，也深恐越说越说不清。毕竟，蒙恬既要坚定地维护皇帝，又得全力地护持扶苏，既不能放弃他与扶苏认定的宽政理念，又不能否定皇帝秉持的铁腕反复辟长策。两难纠缠，何如不说？
更何况，蒙恬自己也是郁闷在心，难以排解。
扶苏回咸阳参政，非但未能实现蒙恬所期望的明立太子，反而再度离国北上，蒙恬顿时感到了空前沉重的压力。其时，帝国朝野都隐隐将蒙恬蒙毅兄弟与皇长子扶苏看做一党。事实上，在反复辟的方略上，在天下民治的政见上，扶苏与蒙氏兄弟也确实一心。李斯姚贾冯劫顿弱等，则是铁腕反复辟与法治天下的坚定主张者。以山东人士的战国目光看去，这便是帝国庙堂的两党，李斯、蒙恬各为轴心。蒙恬很是厌恶此等评判，因为他很清楚：政道歧见之要害，在于皇帝与李斯等大臣的方略一致，从而使一统天下后的治国之道变成了不容任何变化的僵硬法治。此间根本，与其说皇帝接纳了李斯等人的方略，毋宁说李斯等秉持了皇帝的意愿而提出了这一方略。毕竟，一统帝国的真正支柱是皇帝，而不是丞相李斯与冯去疾，更不会是姚贾冯劫与顿弱。皇帝是超迈古今的，皇帝的权力是任何人威胁不了的。你能说，如此重大的长策，仅仅是皇帝接纳了大臣主张而没有皇帝的意愿与决断么？唯其如此，扶苏政见的被拒绝，便也是蒙氏兄弟政见的被拒绝。蒙恬深感不安的是，在皇帝三十余年的君臣风雨协力中，这是第一次大政分歧。更令蒙恬忧虑的是，这一分歧不仅仅是政见，还包括了对帝国储君的遴选与确立。若仅仅是政见不同，蒙恬不会如此忧心。若仅仅是储君遴选，蒙恬也不会倍感压力。偏偏是两事互为一体，使蒙恬陷入了一种极其难堪的泥沼。想坚持自己政见，必然要牵涉扶苏蒙毅，很容易使自己的政见被多事者曲解为合谋；想推动扶苏早立太子，又必然牵涉政见，反很容易使皇帝因坚持铁腕反复辟而搁置扶苏。唯其两难，蒙恬至今没有就扶苏监军与自己政见对皇帝正式上书，也没有赶回咸阳面陈。蒙毅也一样，第一次在庙堂大政上保持了最长时日的沉默，始终没有正面说话。然则，长久默然也是一种极大的风险：既在政风坦荡的秦政庙堂显得怪异，又在大阳同心的君臣际遇中抹上了一道太深的阴影，其结局是不堪设想的。目下，尽管蒙恬蒙毅与扶苏，谁都没有失去朝野的关注与皇帝的信任，然则，蒙恬的心绪却越来越沉重了。
蒙恬的郁闷与重压，还在于无法与扶苏蒙毅诉说会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