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库斯·庞德睁开眼，头痛欲裂。
在他睁开眼睛之前，就感觉到了疼，在睁开眼的一瞬间，疼痛加剧，就好像疼痛埋伏在深处，一直在等他睡醒，给他一个突然袭击。剧烈的疼痛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咬着牙去摸索昨晚放在床头的药片，那是本森医生给他开的。不知怎么，他的手竟然摸到了药片，把它们扫到了手掌心，但是他却够不着水杯——那也是他提前准备好的。没关系。他把药片放进嘴里，生生咽下，他感觉到它们从喉咙艰难地滑下去。几分钟后，当它们在他的体内安全着陆、渐渐溶解、通过血液循环稍减他头部的疼痛后，他终于找到了水杯，用水涤净口中的苦涩味道。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肩膀靠着枕头，凝视着墙上的阴影。时间慢慢流逝，房间一点一点地在眼前浮现：橡木衣柜，相对于它所处的空间来说稍显笨拙；斑驳的镜子；一幅装在画框里的画，印着巴斯的皇家新月楼[1]；下垂的窗帘，拉开就能看见墓地的景色。嗯，这倒是应景。等待疼痛消退的时间里，阿提库斯·庞德思考着正争分夺秒赶来的死亡。
他不会办葬礼。他这一生见证过太多死亡，他不想再用一场仪式来装点它，也不想去美化它，好像它是什么值得兴师动众的大事，不过只是在人世间走了一遭而已。他也不相信上帝。有一些人从集中营释放后，信仰没有受到丝毫动摇，他钦佩他们。而他个人的经历使他不再相信一切。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能做出伟大和同样邪恶的举动——但是他凡事只靠自己。与此同时，他并不害怕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这辈子结束后，他发现自己因为某个理由在某个星光熠熠的房间里接受审判，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宽恕。按他的理解，上帝是宽容的。
虽然他确实想过，本森医生对他的病情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再经受几次这种病痛的折磨，大脑就会遭受无可挽回的损伤；它们会加剧他的病情，让他的身体变得尤为孱弱。在他的身体不能再正常运转前，他还剩多长时间？这是最令人恐惧的想法——可连这种想法都可能会变得奢侈。庞德在女王的军队酒吧的房间里独自躺着，他暗暗向自己做出两个承诺：第一，他会调查清楚马格纳斯·派伊爵士的谋杀案，把欠乔伊·桑德林的债还清楚；第二个，他拒绝透露。
一小时后，当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内搭白色衬衫，系着领带来到餐厅里，没有人能想到他是如何迎来了这一天。当然，连詹姆斯·弗雷泽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庞德还记得他和弗雷泽办的第一个案子：在从帕丁顿发出的三五〇列车上，詹姆斯·弗雷泽都没注意到他同行的旅伴实际上已经死了。有很多人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