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是曾国藩生最痛苦时期之。他白天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供应,傍晚到后院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床又常常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根刺,每翻身,都感到钻心地痛。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外在反应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为与当时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就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段话: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
己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金钱。这就和曾国藩需要发生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沈葆桢截留四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出格,更为出格是,沈葆桢在做出这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16)。沈葆桢为什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做法是违反曾国藩指示,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17)
事出意外,曾国藩下子陷入焦虑之中。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又未接沅弟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18)
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曾国藩第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就是两个字—恩与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让他们报答自己私恩,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敌人。
他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19)
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布政使两个人似乎处处与为难,令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因为南京和宁国军事危局忧灼不已,现在又因为江西*员掣肘而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20)
三更睡下,五更又醒,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十分之二三是因为与属下恩恩怨怨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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