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坚城，曾国荃
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
。人们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各种“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30)，还有人“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31)。
曾国荃为拿下这座城市，想尽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察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半，连曾国藩听都大为惊讶。
3．恩将仇报沈葆桢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时候，粮饷供应上又次出现严重问题。
为进步将南京包围严密，曾国藩不断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无法跟上来。同治三年（1864）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时候。各军欠饷已长达十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三成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士卒只好靠稀粥度日。
同治三年（1864）二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勇丁每月所领，不及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钱，只够买十天粮食，所以每天只能喝粥。“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32)如果再过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赍未尽，
食先匮”。湘军纪律开始天天坏起来，九年来头次出现“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竟此篑之功”(33)。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嘱”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蒇此篑之功”(34)。从此曾国荃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35)
这种危险情形让曾国藩压力巨大，他全力罗掘，四处求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日来因金陵未复，沅弟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厘金，及杨复成饷侵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矣，任事之难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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