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44)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困难。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到来,不但挑战清z.府控制下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乡绅社会传统权威。许多中国人“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不再点头哈腰。因此,凡是教会势力所及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有文化,有时间,有财力,所以,他们成反教先锋和主力。
当时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充满强烈反感。作为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第批敢吃螃蟹往往是两类人,类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类则是地方上地痞流氓。而有传教士到个被冷眼环视陌生之地,也往往愿意招收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局面。《历史三调》也说:“教民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界限越来越模糊。”(45)后来参与此案处理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如此痛恨天主教时说:
天津莠民最多,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46)
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地痞流氓很多,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员们呢,多事不如少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都非常气愤。
曾国藩在入觐慈禧太后时,也当面提及这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47)
听说威名素著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则新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所有洋人杀光,还天朝上国清净。
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为平息这种浮嚣民气,在前往天津路上,他写好篇文告《谕天津士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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