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名之为“圣母
。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5)，“此间吏治极坏”(6)。他发现，有的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至于*员贪墨不法的传闻，遍地皆是。
曾国藩决心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参劾”。同治八年（1869）四月，曾国藩第一批就参劾了十一名劣员。这十一人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7)。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名单，参劾劣员八名。
汰换*员之外，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员懒于公事。曾国藩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拖了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说：“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8)
曾国藩接印视事仅一个月时间，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的事，都要明定期限，违限记过，凡小过达到六次，大过达到三次，就要撤差罢官。
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二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一年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现在旧案只剩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三万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据实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接印半个月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9)
直隶总督的工作量，是两江总督时的三倍。每天居然抽不出一点儿时间来读书，以至让曾国藩感觉每天过得味同嚼蜡。
不过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可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抚参照执行。
就在曾国藩拼了老命，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打断了他的吏治进程。
2．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