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
个月就究出
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驳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三五）
除懒，政风懈怠
另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
如果说专政政治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
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迅速发育机会，其中最明显表现就是游民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名为“啯噜”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形成说：“乃有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员“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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