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
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精神状态就是皇帝
个人精神状态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个统治者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奏折感到头疼，而*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层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托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拖就是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
乾隆晚年，*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员受处分主要原因之。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中，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件抢劫案。群农村流氓抢劫附近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事。后面相继接任4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个小小案件，换5任地方官，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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