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
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
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
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同时，皇帝施恩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太阳，照在*员身上也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些贪污*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灵魂’”。“假如皇帝个性竟不是上述那流——就是，彻底地道德、辛勤、既不失掉他威仪而又充满精力——那
，切都将废弛，z.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字不差描述。专制政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