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义来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结构。而接下来的长寿王朝，都是在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农民起义把原来的社会破坏得很彻底。这就是所谓“大乱达到大治”。[1]
而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农民起义也是郡县制下的独有现象。封建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夏商周三代，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国人,bao动”，而且,bao动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夏商周三朝的政权变化，包括西周变为东周，都与农民起义无关。而大一统郡县制建立不过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的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四
在古代，中国学者热衷对比封建制和郡县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则喜欢探讨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式的分裂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的所闻所见带给他们很大震撼。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当然，还有一类学者认为欧洲模式更好，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有利于稳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纷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评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将中国文明比拟为《格列佛游记》里的“斯特鲁布鲁格人”，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长生不老之人。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永远无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脱。麦考莱在论文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1000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五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争论，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中国式的大一统好还是欧洲式的分裂好，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欧洲分裂时代，也就是封建制时代。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是贵族分封、小国林立，和中国周代一样。因此，这两个争论实际是一个争论，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各有什么优劣。
我们在前面对比了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