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种突如其来
“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所谓“恶行”。经新闻媒体披露后，他们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热点。
在媒介引导及渲染下，他们“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
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面倒舆论让这些普通人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魏明军和姜维利“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烧死后，吴兆光同样在舆论重压下苦不堪言。除
纸质媒体连篇累牍
有某种“恶”。这种“恶”，并非寻常意义上大*大恶。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
虽然从现有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交集，甚至连那些“恶行”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个惩罚者，并拥有让这些所谓“作恶者”自食其果权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恶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这种感受，反作用于作恶者身上。
这是种非常简单、近乎直线般作恶――报应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种――同态复仇。亦即以牙还牙，以血洗血。而与这种比较原始报应观念相关另个词是：公平。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手段，来实现他内心中所谓公平与正义。
于是，魏明军像于光样，用计算数学题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姜维利应验自己狂妄，重回“子宫”，并在温暖“羊水”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车堵住生命之路，只不过，这次死于熊熊烈火是他本人。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
当那三名被民众口诛笔伐“作恶者”相继以极具宿命感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行为并不违反道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犯罪心理定势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强。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这点。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被害人自身属性几乎毫无相似之处。除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职业、学历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社会交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进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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