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不能精准地知道为什么它们是有效的。到了今天，思想控制的艺术逐渐成为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领域的从业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干是有效的。他们的工作受理论和假设指导，但这些理论和假设却牢牢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了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几乎就要在希特勒极权体制中实现”的噩梦很可能马上就要彻底实现。
但在讨论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在纳粹德国几乎就要实现的那场噩梦。那么，希特勒和戈培尔[3]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些大获成功的恐怖手段，其依据的又是何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呢？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大可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这些话是何等精辟，又是何等的引人瞩目啊！
当他写作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比如“种族与历史”、“天意所在”时，其文章实在不忍卒读。但是当他写作有关“德国大众”，以及他如何统治、指引他们的主题时，他的文风改变了，胡言乱语和夸夸其谈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理智、强硬、冷嘲热讽和明澈。在他潜心写作的“哲学著作”中，希特勒或者如在云里雾里梦里，或者将别人的半调子言论拿来反复炒冷饭。但是，在论及民众、宣传时，他是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来写作的。为希特勒写传者中属阿伦·布洛克[4]最为本色当行，他说，“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煽动家。”
有人会加上一句说“仅仅是一个煽动家罢了”，他们可没有领会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权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希特勒本人就说过：“成为一个领袖，意味着能够动员民众。”希特勒的首要目的是动员民众；民众受其蛊惑，其道德观和对传统的忠诚便被他连根拔起；于是，大多数人被催眠，只知道同意；最终，希特勒便可在民众身上施加其自创的一套新的独裁体制。赫尔曼·劳施宁[5]在1939年写道，“希特勒对天主教的耶稣会[6]具有深深的敬意，倒不是说他多么欣赏基督教义，而是赞成其精心设计、严格控制的一套‘机械系统’，欣赏其等级森严的体系、极其聪明的伎俩、对人性的熟知，并钦佩它们在控制信众时能机智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会主义、修道士一般的苛刻纪律，不是为了献身于上帝，也不是为了达到自我救赎，而是为了献身于国家，献身于由煽动家转为独裁者的那个人，匍匐于他那伟大的荣耀与权力之下。这就是系统性的群众动员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且来看看，希特勒是如何定位他所要动员的群众，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