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去了房子中央，用两只手举着榔头，开始敲击地板。
现在我想该去看看詹尼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他了，多么不用心的母亲。
我们俩交换了个会意的眼神。我正要走开，这时我看到了一件物品，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在一个书架的下面。那是一瓶杀虫剂，它应该在储物间里，此刻却躺在地上，上面有奥托咬过的痕迹，喷头的白色按钮也掉下来了。
我把它捡起来，仔细查看了一下，有些迷惑地看看四周。我看到了蚂蚁，它们在书架下面排成队，来来回回。它们又回来包围这所房子了，也许它们是把房子连接在一起的唯一黑线，避免它彻底解体。如果没有它们的决心，我想伊拉丽亚可能正在一片地板上，比我现在看到的她更远。詹尼躺着的房间，可能已经无法抵及了，就像一座把浮桥抬起来了的城堡。奥托临终所处的房间，就像黑死病的隔离医院，无法进入。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过去生活的记忆、外国的城市，还有我出生的地方，在那张桌子下倾听我母亲的故事，就像炎热的八月光线中的一粒微尘。我打算不管那些蚂蚁，也许它们并不是敌人，我不应该把它们赶尽杀绝。有时事情的坚实性是基于一些让人烦恼的元素，虽然表面看起来，这些元素好像要破坏它的凝聚力。
最后这个想法，发出的声音很大，在不断回响，我不禁一震，那不是我的声音。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声音，它甚至突破了伊拉丽亚频繁的敲击声。我的目光从手上的杀虫剂瓶子抬起来，看向了写字台：那不勒斯弃妇的身体像纸一样单薄，她坐在那里。
我动了动身子，感觉自己就剩下一口气，很难把身体支撑起来。在熟悉的家里走来走去，真是无头无尾，什么都干不了。家里所有空间都是分开的，都变成了距离很遥远的平台。五年之前，我第一次测量了这栋房子的尺寸，熟悉每个角落，我很用心地装修了它。现在，我不知道从洗手间到客厅、客厅到储物间、储物间到玄关的距离。我把自己拽到这里、拽到那里，就像在玩一场游戏，感到头晕。
“妈妈，你要小心。”伊拉丽亚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说。我走路踉踉跄跄，可能快要跌倒了。我们来到玄关那里，指了一下装工具的箱子。
“你拿着榔头，”我说，“跟我来。”
我们在家里走动，她很自豪，用两只手拿着榔头，好像终于为我是她母亲感到高兴，我也对此很高兴。我们来到客厅，我说：
“现在你用榔头敲击地板，永远不要停下来。”
伊拉丽亚做了个振奋的表情。
“这样，我们就会让卡拉诺先生很生气。”
“正是如此。”
“如果他上来抗议呢？”
“那你就来叫我，我跟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