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
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猫头鹰眼睛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嘁嘁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招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