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给你吃苦头。”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不能?”
“你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情况变。”特丽莎说。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滑稽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丈夫,正是经常想象中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条母狗有公狗名字,被人们叫得多,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这倒是真:她兴奋感只延续个星期,那时国家头面人物象罪犯样被俄国军队带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性命担心。对侵略者仇恨如酒精醉大家。这是种如醉如狂怨恨。捷克城镇上贴满成千上万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
太奇怪,托马斯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头:“干得好,卡列宁!当初要你就为这个。不能安顿好她,你可定得帮。”
然而,即便有卡列宁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祖国后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所医院打来电话。对方是位院长,位内科大夫,在次国际性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瑞士那位院长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头周里,她沉浸在种类似快乐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位俄国军官来个近镜头:冲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第十天,托马斯对她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不想去瑞士?”
“为什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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