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句，“没有。”“那就是啊。”
哈罗德不说话了。莫琳在地毯上来回踱步，看拿着有线电话能走多远距离：“如果你真的要去找这个女-人，如果你不带地图、不带手机就想跨越整个英格兰，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那么我请你至少承担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你的选择，哈罗德。不是我的。更不是戴维的。”
说完这番义正词严的控诉，她除了挂电话，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莫琳马上就后悔了，她试着打回去，但号码不通。她有
莫琳分不清到底哪件事更难以忍受：是刚知道哈罗德要走路去找奎妮时的惊讶，还是随后取而代之的愤怒。她收到他寄的明信片，一张来自布克法斯特，另一张来自达特茅斯火车站（“希望你一切都好。H.”），都没有给她带来半点真正的安慰或解释。晚上她经常会接到哈罗德的电话，但那时他往往是累得连话都讲不清楚了。那笔用来养老的退休金看来再过几周就会被挥霍殆尽。他怎么可以这样离开她，在她忍了他四十七年之后？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她，让她连对着自己的儿子都倾诉不出口？门廊桌上一沓薄薄的，写着“H.弗莱先生收”的账单每天都在提醒她：他已不在。
她找出真空吸尘器，将哈罗德留下的痕迹——一根头发、一枚纽扣，通通吸掉。她用杀菌剂喷遍他的床头柜、衣柜和床。
让莫琳头痛的不仅仅是怒意，还有该如何向他们的邻居解释这件事。她已经开始后悔“哈罗德扭伤了脚踝卧床休息”的谎言，雷克斯几乎每天都来一次，问哈罗德想不想和他聊一聊，还带来问候的小礼物：一盒牛奶糖、一副纸牌、一篇本地报纸上剪下来的草坪护理介绍，以至于莫琳现在都不敢抬头看向大门，怕又会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看见那个肥壮的身影。她也想过要不要告诉他哈罗德已经进了医院急诊，但雷克斯肯定会更加焦虑，她可应付不来。再说他可能会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去医院。这间房子现在比哈罗德离开之前更像一个监狱了。
哈罗德离家一周后，在电话亭给莫琳打了个电话，说会在埃克赛特多待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往提伯顿出发。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戴维。你听得到吗，莫琳？”
她听到了。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继续说：“我常想起他，记起了很多事情，他小时候的事情，我想可能也会对我有帮助。”
莫琳吸了一口气，冰凉冰凉的，牙齿都酸了。她终于开口：“你是想告诉我戴维希望你走路去找奎妮·轩尼斯？”
电话那头安静了，良久，传来一声叹息：“不是。”声音呆滞、阴暗，直往下沉。
她继续说：“你告诉他了吗？”“没有。”
“看见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