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数年未见。我离开牛津，勉强度日，年纪轻轻就写了《橘子》。小说出版时我二十五岁。
我走进一个电话亭——我没有电话。她也走进一个电话亭——她也没有电话。
我照指示拨了阿克灵顿区号和电话号码，她接起电话。谁还需要Skype[4]？我可以透过她的声音看到她，随着她开口她的样子在我眼前渐渐成形。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身材较高，体重约二十英石[5]。弹力长筒袜，平底凉鞋，一身克林普纶材质[6]的连衣
母亲对我生气时——这常常发生——她会说：“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
一九六〇年，撒旦从冷战与麦卡锡主义中抽空造访曼彻斯特，造访目的：欺骗温特森太太，这一景象具有浮夸的戏剧性。她是一名浮夸的抑郁症患者，一个在放抹布的抽屉里藏了一把左轮手枪、把子弹装在碧丽珠[1]罐子里的女人。一个为避免和我父亲同床而彻夜烤蛋糕的女人。一个患有器官脱垂症、甲状腺疾病的女人，心脏肥大，腿部溃烂久治不愈，还有两副假牙——亚光的那副平日里戴，珠光的则为“重要场合”准备。
我不知道她为何没有生或者不能生孩子。我知道她领养我是因为想要一个朋友（她没有朋友），也因为我好比一枚射入人间的信号弹——借此说明她的存在——一个标示她所在位置的记号。
她讨厌自己默默无闻。和所有孩子一样（不论是领养的还是亲生的），我必须活出些她未竟的人生。我们要为父母做这件事，我们其实没什么选择。
一九八五年我的第一本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2]出版时，她还健在。那是本半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被五旬节派[3]父母领养的女孩的故事。父母期望女孩长大后成为传教士。然而她却爱上了一个女人。真是灾难。女孩离家，考入牛津大学，归乡后发现母亲架设了一个无线电台，正向异教徒传送福音，母亲有一个代号，叫作“慈光”。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我父亲喜欢看人格斗，我母亲喜欢与人格斗。”
人生大半的时间里，我都是个赤手空拳的斗士。出拳最狠的人方能获胜。儿时我是败将，很早便学会了绝不落泪。如果被整夜锁在门外，我会坐在台阶上，等送奶工来，喝光两瓶一品脱的牛奶，留下空瓶来惹怒母亲，然后步行去上学。
我们总是步行。我们没有汽车，也没有坐公交车的钱。我平均每天走五英里的路：两英里往返学校，三英里往返教堂。
除周四外，我每晚要上教堂。
我在《橘子》里也写了些这样的事情，书出版后，母亲寄来一封愤慨的信，字迹工整无瑕，要求我打电话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