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我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虽然大家会鼓励聪慧的女孩读师范学院或者考会计考试，但读牛津和剑桥并不在死前必做之事的愿望清单上。
《同工同酬法案》一九七〇年在英国立法实施，但我认识的女性没有人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也没人认为理应如此。
在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大多数是传统蓝领职业类型——工厂作业、制造业及矿业，男性掌控着经济权力。
女性凝聚起家庭与社区，但女性无形的贡献得不到衡量与酬劳，也没有社会回报，这意味着我的世界充满了强大又能干的女性，她们是“家庭主妇”，必须顺从她们的男人。我的母亲正是如此待我父亲。她看不起他（这并不公平），却称他为一家之主（这并非事实）。这种婚姻、家庭模式触目皆是。
我认识的女性没有几个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而那些担任此类工作的都未婚。学校的女性教师多数未婚。拉特洛太太丧偶，她是英文系主任，也仍旧要为两个儿子煮饭洗衣，而且她从不休假，因为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当一个单身女人不再能引起异性的任何兴趣，她只有在发挥作用的地方才能被人看见。”
这真是金玉良言，本应令她成为女性主义者，但她没时间投入女性主义运动。她爱慕男性，虽然因为身边没有男人已使得她在自己眼中都隐形了——在那些看不见的小镇角落里，一个女人所能占据的最悲哀的地方，便是自己眼中。杰梅茵·格里尔[1]在一九七〇年出版了《女太监》，我们无人读过。
我们并不深刻世故。我们是北部人。我们并非生活在曼彻斯特那样的大城市，女性主义似乎尚未影响到我们。
“战斧”一直被用来形容强大的北部工人阶级女性，可褒可贬。这种大刀阔斧的意象也劈裂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北部女性是强悍的，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流行喜剧作品中都如此认定——所有海滨景点的漫画明信片上全都是瘦弱的男人和强势的女人——在醉酒的工人俱乐部里，莱斯·道森之类的短剧演员穿戴起头巾和围裙，戏仿也颂扬那令人敬畏的女性形象，男人们又爱又怕又依赖着她们。然而那些所谓站在门口等着用擀面杖揍男人的女性却并未执掌经济权杖。纵使她们掌权，也会加以隐藏。
我认识自己做小生意的女人，比如我打工的市场摊位的摊主和供给我许多餐食的炸鱼薯条店的老板，她们都假装那是丈夫的商号，自己只是在那里工作。
我们在学校上过的唯一一堂性教育课根本无关乎性，而是关于性别经济。我们买东西应当自个儿掏钱，因为这是现代的做法，但要事先把钱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