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内心充满了“创世纪”的愿望不管他们是颓废还是绝望的，创世纪终究是他们内心的一个重要元素。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心态是世纪末的世纪末的文化心态有两个特点，我把它总结成两个词，一急功，二，近利，它和创世纪的“功利原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急功，近利，它既是经济，也是文化，更是政治。
张莉：更极端的也许是出现《睡觉》(《人民文学》2009年10期)。小说最后，当那个二,nai小美想和一起遛狗的男大学生在草地上睡个“素觉”时，男学生向她伸出了五个手指(500块钱)，这让人读了很寒冷。我觉得，《相爱的日子》与《伤逝》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资本面前，爱与尊严都变得那么无足轻重。――这就是单纯GDP主义的结果，在强大的资本面前，人是何等渺小。
毕飞宇：关于金钱，我不得不说民间。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金钱上，而是出在民间社会的不发达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民间，事实上，在庞大的国家面前，我们良性的民间社会非常非常地无力，更加糟糕的是，我们良性的民间力量还有被进一步扼制的趋势。如果我们良性的民间社会高度发展起来了有力了，结果将会怎样？――它必将影响到金钱的流向，良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基本功能，参与财富的再分配。这个再分配将是有益的，它不是“多劳多得”，相反，它可以映照出“多劳多得”的简单与粗,bao。
张莉：《哺乳期的女人》、《彩虹》、《家事》等小说呈现了你眼中的中国人际伦理的变迁，某种程度上也是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你尝试着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性困惑表达出来。
毕飞字：你说出了一个很要紧的词困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感受得最为充分的就是这个东西，困惑。为什么会困惑呢？在许多问题上，我发现我时常陷入相对主义，我不得不说，在许多问题面前，我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困惑或相对主义倾向，我只能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范畴：那就是中国。所谓发展，是中国的发展，所谓现代化，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来事情似乎就简单一点儿了。
张莉：中国毕竟是我们身在的场域。
毕飞宇：中国的发展是好事，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好事，但是，问题来了，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