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这简直就是新基要主义[4]，”有天晚上她这么说。“二十年前，你和你的朋友们全都是社会学家，将所有人的倒霉运都怪罪在环境上。而现在你们却要我们相信，自己受制于基因本身，每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当我把威尔逊的话读给她听时，她心烦意乱。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得赤裸裸的，她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更重要的意义被人遗忘了。对于婴儿的笑容，动物学家提供的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它的真谛是在父母的眼里和心中反映出来的，只有在那份流露出来的爱意中，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它才会显得有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深夜餐桌讨论会。我告诉她，在我看来，她最近花在济慈身上的工夫太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个天才，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蒙昧主义者[5]，认为科学将世界中的奇妙之处剥蚀殆尽，而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珍视婴儿的笑容，那么为什么不去仔细思忖它的源头，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笑？我们是不是该说，所有的婴孩都被某个神秘的笑话逗乐了？或者，上帝亲临人间逗他们发笑呢？或者，最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他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如何微笑？可是，聋盲婴儿也会微笑呀。因此，人类的笑容一定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出于物种进化的考虑，具有某种合理的存在因素。克拉莉莎却说，我没听懂她的意思，对局部细节进行分析没错，但这样做却容易失去对整体的把握。我同意她的观点，综合分析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克拉莉莎又说，我还是没听明白，她是在谈论爱。我说我也在讲爱，还告诉她，尚在襁褓中咿呀学语的婴孩更多是为了自己而汲取这份爱意。她说，不，你还是不明白。于是我们就此停止了讨论。毫无敌意哇。我们曾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作这样的交谈。这次，我们真正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现状：我们身边没有孩子。
我在迪龙斯书店[6]取到了书，花二十分钟浏览了一遍。我很想立即开始写作，便乘坐出租车回家。当我付好钱、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见帕里正在公寓大楼的入口旁等着我。我在指望什么啊？难道就因为我的思绪放在别处，他就会从我的眼前消失吗？当我走近他时，他看上去有点面带愧色，但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等我走开一段距离之后，他开口了。“你让我等，所以我等你。”
门钥匙就在我的手里。我犹豫了一下，想告诉他我从没说过这种话，并提醒他那份先前作出的“郑重承诺”。我也在寻思，把他的话再从头到尾听一遍，对我是不是有好处，或许我可以更多地了解他的精神状况。不过，我们现在正站在一条狭窄的砖石小径上，在两排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