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事件发生十天后，我驱车前往沃灵顿赴约，与约瑟夫·莱西见面。翌日，我一整个上午都在书房里打电话作安排。到了下午，我走进当地一家意大利食品店，采购野餐所需的原料。买的东西和以前差不多——一大块马苏里拉干酪，拖鞋面包，橄榄，番茄，凤尾鱼，还有专门给孩子们买的一块普通的玛格丽特披萨饼。第三天早上，我将食物塞进一只帆布背包里，还装上了两瓶勤地酒[1]、矿泉水和一捆六听可乐。天气多云而凉爽，但在西面有一条细细的蓝带延伸至天际，天气预报振振有辞，说将有一股热浪袭来，并停留超过一周的时间。我驾车前往卡姆登区，去接克拉莉莎。当我在前一天把莱西讲的故事告诉她之后，她便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牛津。她争辩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走了这么远，不管它给我们造成过多大影响，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她都要和我一起在场。
刚才她肯定一直在屋内往外张望我的车，因为我刚把车停住，她就出现在了她哥哥公寓外的台阶顶上。我从车里下来，看着她朝我走近，思量着我们会如何打招呼。自从那天晚上，在我拒绝帮她把装有衣物和书籍的提箱搬下楼、扛上出租车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在逐渐明亮的天光里，我斜倚在打开的车门上，突然感到一阵心痛——半是凄凉，半是恐慌——变化发生得真快啊，我这位熟悉的伴侣正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独立的人。她穿的印花裙是新的，那双绿色的平底鞋也是新的，甚至就连她的皮肤看上去也和原来不一样了，更加苍白，更为光洁。我们说了声“嗨”，然后胡乱握了下手——总比虚伪地在脸颊上轻吻一下要强。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并没有让我安心，反而使新的变化显得更加强烈，更让人心痛。
或许她也有着类似的感觉，因为当我发动汽车时，她极其高兴地对我说：“我喜欢你的这件新夹克。”
我向她致谢，也夸了她的裙子几句。先前我曾担心我们该怎样一起度过这段旅程。我不想再与她发生冲突，但也不能就这样忽视我们之间的分歧。不过，事实上这分开的一个星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中性的话题。首先是我和约瑟夫·莱西在他家花园中的会面，然后是我为今天所做的安排——说完这些话题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西郊外围。接着我们谈到了工作。在寻找济慈生前最后几封信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线索。她联系上了一位日本学者，这位学者声称，他曾于十二年前在大英图书馆读过几封未出版的信件，作者是济慈朋友塞文的一位远房亲戚，里面提到有一封济慈写给芳妮却从未打算寄出的信，那是一声“永恒爱意的呼喊，未受绝望的影响”。克拉莉莎倾注了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