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余时间来追查这条与塞文有关的线索，却一无所获。图书馆搬迁到国王十字车站附近之后，搜寻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她正考虑飞往东京，查阅那位学者的笔记。
至于我嘛，我曾前往伯明翰试驾一辆电力汽车，以便为一家周日报社撰稿。我还计划飞往迈阿密，去参加一场关于火星探测的会议。当我带着一丝滑稽的夸张描述电力汽车的原型机没法开动令公关人员有多么惶恐时，克拉莉莎却并没有笑。或许她正在回味这带有离心意味的地理因素——梅达谷和卡姆登区，迈阿密和东京——这道旋流正要将我们的生活分开。当我们从奇特恩斯下行开进牛津谷时，车内出现了一阵沉默，于是我便聊起了殖民火星的计划。据称，我们或许可以先在火星上培植一些简单的生命形式，比如说地衣，然后再种一些耐寒植物，这样经过数千年之后，就可以在地表形成一个以氧为基础的大气层，气温会上升，火星迟早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星球。透过挡风玻璃，克拉莉莎凝视着在我们脚下延伸的道路，还有左右两边那正变得愈发茂密的原野，以及沿着树篱边缘生长的峨参：“那有什么意义？这里就很美，可我们还是不快乐。”
我生怕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谈起更多私事，便没有问她“我们”到底指谁。我们之间的那场争吵漫长而可怕，虽然我并未像她在信中提到的那样大喊大叫，我也的确抬高了嗓门——当时我们俩都这样——并且在客厅里像做梦一样激动地踱来踱去。这是帕里留给我们的遗产，就连地毯上的血迹也是——我们恣意地指责彼此，如尸检般地相互剖析，直到凌晨三点才既疲倦又痛苦地各自上床睡觉。克拉莉莎的信只能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要是在十五年前，我或许还会去认真看待那封信，猜想在信中是否包含着一种智慧，其微妙之处是顽愚不化的我所无法领会到的。我可能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我理应感觉受到指责。然而，这么多年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变得坚硬，令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她的信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不合情理。我讨厌她在信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受伤口气，那一令人反感的情绪化逻辑，还有那种隐藏在高度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态度。一个疯子雇了杀手要在餐厅里宰掉我，和这件事相比，“分享”情感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我受迫、执迷和性冷淡？换了谁不会这样？现在有个变态要把他那有病的意识强加在我的身上，我又没要求变成孤家寡人。谁都不肯听我的话。是她和警察一起把我逼得孤立无援。
那天上午，在收到她的来信后，我一气之下给她打了电话，把上面的这些话一股脑倒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