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1962年
说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①我朋友艾米莉·狄金森如是说。说真的，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是个歪斜的小人物，一心只想着保持平衡。
我决定讲话，这样就有可能诉说。讲话成了一种自我防御，因为母亲似乎已经变成了哑巴。而由于没有人为我在这世界上的位置作证，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当初一年级入学时面临的同一座峭壁之上，摇摇欲坠。我究竟是天才，还是应该和那些只会揪耳朵的野孩子们一起接受特殊教育呢？我倒不是对身边头脑简单的人有多介意，我只是需要逃离伯利恒。那儿有无数双眼睛犹如一排排砖块堆砌成无数面窥探之墙，每呼吸一口空气都会吸入别人最近八卦的酸臭味。我们回家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特殊礼遇：整个镇子对可以拿来嚼舌根的好材料正如饥似渴。欢迎，欢迎！欢迎可怜的普莱斯一家回家！惊恐，丧亲，怪异，无家可归（没了牧师，我们就不能住在牧师宅邸里了），被黢黑的非洲（或许还有异教徒）所玷污的奥利安娜和艾达，偷偷摸摸地返回镇子，身边已无男人，好似一对得了狂犬病的斑点狗，蹒跚回家，垂头丧气。
我们被看作疯子，母亲坦然接受了这个诊断。她把我们的东西从仓库搬入了小镇松树成荫的郊区的一栋胶合板木屋里。她靠沃顿外公少得可怜的遗产把木屋租了下来。她没装电话，反而拿起了锄头，开始将租来的砂石遍布的两亩地每一寸都种上了植物：花生、甘薯，还有五十来种花卉。她似乎铁定心思要让灾难随着草木繁盛而被抹去，就像新长出的头发抹去原来糟糕的发型。这条路上的一户邻居养了一只很凶的鹅和几头猪，母亲便每天去把它们的粪肥分两半装在两只一蒲式耳木桶里拎回家，像个勤劳的非洲人。要是看见她把第三只木桶顶在脑袋上，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盛夏时节，我们都没法望向窗外，因为毛地黄和矢车菊遮住了视线。母亲说她的目标是在路边搭间木棚卖花，每束花卖三美元五十美分。我在想伯利恒对此会有何看法。牧师的妻子打着赤脚去摆路边摊。
母亲热心研读种子目录时，我也在仔细琢磨埃默里大学的手册，看我入学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就乘上灰狗巴士去了亚特兰大，一瘸一拐地走入了招生办。我获准同一个名叫霍尔登·里麦尔博士的先生约谈，我想他的工作就是打击像我这样去同他约谈的人。他的办公桌超大无比。
我张开嘴，静等那句话自行流淌而出。“我需要入读你们的学院，先生。完成学业后，我还需要入读你们的医学院。”
里麦尔博士煞是震惊。我说不准他这样是因为我残疾，还是因为我胆大包天。但我听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