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音时的那种震惊程度说不定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问我是否有资金，是否有高中的成绩单，是否至少上过高中的化学课或高等代数课。我给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没有，先生。”但我提到自己读过相当多的书。
“你知道什么是微积分吗，年轻的女士？”他问，那样子仿佛手里藏着可怕的东西似的。由于是在普莱斯牧师的耳提面命之下长大，我对这种程度的恐吓颇具免疫力。
“知道，先生。”我说，“那是关于变化的数学。”
他的电话响了。等着他通话的时候，我心算出了他书架上标了号码的一大排文件的数字的总和与乘积。那些文件的顺序完全不对，我就列了个方程式，把它们按序重排了一遍，并写在纸上给他看。但做这件事只能用代数，没法用微积分。我还观察到他的名字倒着看的话，是个法语动词，意思是穿着破衣烂衫，于是我也告诉了他。我并不是特意要去冒犯，因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
里麦尔博士突然认定，由于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z.府的补贴。他安排我参加入学考试。为此，一个月后，我又返回了亚特兰大。数学考试的所有题我都答对了，词汇部分则有四道题答错了，全都错在单词分类题上，这种题我一向答不好。鉴于自身的处境，我发现任何事物最后几乎都可归属于任何地方。
我说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读他的学院。我需要离开伯利恒，离开我的皮肤、我的头颅、我家人的幽灵。这并非因为我为母亲感到羞耻——我，村里的白痴，怎么可能为她感到羞耻呢？有她的疯狂做伴，我还挺高兴的呢，而且那种疯狂我也绝对能理解。但母亲想要把我当食物一样消耗掉。我需要自己的房间。我需要书本。我平生头一回需要同学，他们能告诉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么。
在有机化学、无脊椎动物学和完美对称的孟德尔遗传学里，我发现了一种能满足我的宗教。我像背祷文似的背诵元素周期表，像领取圣餐似的参加考试。我度过的第一个学期充满了神圣，我的头脑里塞满了林海般的数据。林海间安卧着一片片广阔的绝望平原，我绕过它们，只在林中穿行。
由于没法给她打电话，我就每个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我们喝茶，她给我看她的花儿。奇怪的是，父亲在的时候，她从来没从事过园艺，那是他的领域。他指示我们大家都去栽种有用的食材，为了主的荣耀，诸如此类。在整个童年时代，我就没见我们家的院子里栽过一朵花，连一棵蒲公英都没有。如今，母亲的窝棚仅仅是一方耸起的屋顶，四周却围绕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蓝色、橙色。你得弯腰通过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还得用右臂使足了劲推开挤入人径的蜀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