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不远，这里居民的长相和言谈同基兰加一模一样。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竟有一种重回童年的感觉。我一直幻想着会偶遇某个我认识的人：玛玛·姆万扎、内尔森、穿红裤子的塔塔·波安达，或者，最诡异的是，父亲也会现身。显然，刚果与安哥拉的边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划定的。古老的刚果王国曾经绵延整个中非地区，而当它数以百万计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贩卖为奴，王国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语言和传统并未丧失。同样跳脱而响亮的“姆博蒂”从房子敞开的窗户外传来，我总是被这声问候叫醒。女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缠腰布，将收来的油棕果放入玛玛·洛使用的那种装置里压榨。我不时听见幽灵的话语，是帕斯卡语调上扬的嗓音，他在问：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但我并不是时常能听到那声音。在我们村，极少有爬树掏鸟窝这般年纪的男孩，也极少看到大模大样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烂娃娃般挂在身边的女孩。我注意到，无论何处，都见不到他们。战争剥夺得最多的，是十岁以下孩子的性命。那庞大而寂静的虚空慢悠悠地升上来，从我们身上穿过。战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坝或马路尚能重建。
我在这里开授营养、卫生和大豆种植课程，女学员们尊敬地称我为玛玛·恩甘巴，却无视了我教的绝大多数内容。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会村民去指望未来：要种柑橘树，要把排泄物当作肥料使用。起先，这种劝说之艰难让我很困惑。怎么会有人抵触像栽果树和改善土质这样显然有益的事呢？但对那些从记事起就在流离逃亡的人而言，学会理解和相信养分的循环需要近似宗教般的教化。
我应该理解的。我成年后，不是同合作社里的每个人一样，也在不停地流离吗？而只有现在，在耕耘了这片土地达十年之久后，我才逐渐明白，外来者搅扰非洲不成的败绩究竟有多广、多深。这里不是布鲁塞尔，不是莫斯科，也不是佐治亚州的梅肯。这里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水。除非你理解了这一点，否则你不可能去教任何事。在热带，鸡蛋花的芬芳让你沉醉，毒蛇的尖牙则会把你放倒，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供你喘息。对常年在气候温和、希望和恐惧都适可而止的地方温柔生长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
显然，葡萄牙人就震惊不已，于是将温柔的刚果剥了个精光，在黑暗中将他们成排锁上铁链，渡海运往他方，作为这里缺乏经济作物的惩罚。欧洲人没法设想一个理智的社会竟然不愿踏出那一步。即便现在，我们也很难不去这么想。在温带，麦浪滚滚，就像雨水一般丰沛，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