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点三十分，我醒来时，发现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我们翻过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别后的重聚胜似新婚呐。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人习惯独自入睡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丝浅笑，一边把脸贴在我的锁骨下方——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已经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脸形。我们至多还有一个小时（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呢），孩子们就会醒来，并发现她回家了——对此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不已，因为我曾担心詹妮可能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便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手向下游走，揉捏着她的丰臀。她的手轻抚过我的小腹。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里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过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头，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和昆虫的腿一样多。几分钟后（或许中途我们还打了会儿盹），我们便开始了甜蜜的交欢，这是婚姻生活的特权与妥协。
我们正在肉体急切的愉悦中逐渐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们本应该记着把线拔掉的。我们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应该不同寻常，可能是紧急情况。
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两次，但家庭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我们没法留下她。几年前，在二十一岁时，她嫁了一个男人，他给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创伤和一个孩子。两年后，由于莎莉的性情过于激烈,bao躁，不适合抚养她的小男孩，结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领养了。多年来她终于克服了酗酒的恶习，但却又陷进了另一段悲惨可怕的婚姻。现在，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里。她的母亲琼已经过世了，莎莉只有从我们身上寻求亲情和支持。她从没向我们要过钱。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她那不幸的生活负责。这个念头挥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倾身去接电话。但来电话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纳德，一句话都已经说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叽里呱啦地叫唤。我能听到他身后有人正在兴奋地评论着什么，但随即被一声警笛打断了。我试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我能听清的话是：“杰里米，你在听吗？你还在那里吗？”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儿的怀里一缩。开口时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伯纳德，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