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3]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亲爱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马上回答。“你应该去。”
“机票就像金沙一样难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经抢下了两个座位，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得在一个小时内让他们知道。”
“伯纳德，我正要去法国。”
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转一下。现在可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过会儿打给你。”
詹妮在一边挖苦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
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1]，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2]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