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里，一提到琼，我就会感到一丝内疚。自从她于1987年7月去世到现在，对那本来应该由我去撰写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所有的笔记分好类，然后装进了文件盒里。我的工作（我经营一家专门出版教科书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这类平常的借口并不能让我好受些。也许我的法国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里的一切联系，能让我继续写下去。而且我还想向伯纳德了解一些事情。
“我想琼可不会把这句话当作恭维。”
伯纳德举起手上的有机玻璃高脚杯，让洒满机舱的阳光从香槟里折射出来。“这年头谁会呢？可是有那么一两年，为了这份事业，她真的非常投入和执着。”
“直到威斯河谷。”
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探他的话。他向后靠过身去，微笑着，并没有看我。“我们现在是在谈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的事情吗？”
伙计？德国佬们又要开始作威作福啦。那时候麻烦才开始咧……”
司机刚一开口，伯纳德就畏缩起来，开始摸索他的包。两德统一的后果很可能是下一个辩论的话题，但是伯纳德没有被吸引进去。他连一分钟也没有停下，便尴尬地匆忙下了车。
“你说的稳定在哪里？”司机还在说，“你说的力量平衡在哪里？在东边，俄国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国家，波兰什么的，都深陷进了债务的狗屎堆里，还有一切……”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这的确叫人担心。”伯纳德说，他已经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杰里米，我们可不能错过这班飞机。”
司机摇下了车窗：“在西边你有英国，虽然在欧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吗，不能真的算。它还在舔美国的屁股呢——请原谅我的嘴巴不太干净。那么还剩下法国佬了。上帝呀，法国佬啊！”
“看来我该做点什么了。”
“她有没有告诉你
“再见，谢谢你。”伯纳德嘀咕着，他甚至心甘情愿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着它们踉踉跄跄甩开了一段距离。我在候机楼的自动门那儿才赶上他。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着右手，说：“我真是受不了的哥们的高谈阔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同时我又觉得他对和自己辩论的人过于挑剔。“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风度了。”
“我从来就没有过，亲爱的孩子。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飞机起飞半小时后，我们从饮料车里点了香槟，为“自由”干杯。接着伯纳德回到了平易近人这个话题上。
“现在琼算是平易近人了。她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她甚至会接受那个的哥。对一个最后隐居荒野的人来说，这倒是有点让人惊讶。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主义者，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