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和我说话。我努力想向她解释，这不是自私自利。如果我认为问题可以解决，我会很乐意忍受这些困难，但塞菲已长得太强壮、太吓人，不管我们多么小心地看着它，它还是会继续伤人。拉科菲特问我，如果那是我们的孩子，我还会不会同意让它被处死。当我说她必须面对现实，塞菲不是小孩子而是一条狗时，我们又吵了起来。她在卧室里哭。塞菲走过去，也开始哀叫。我只有道歉，但于事无补。
一个月后，俄罗斯老人的儿子来了，开始一个劲儿问问题。他父亲死在了医院里。死因不是脑后的撞伤，而是在医院里受了感染。那家伙想知道事故的细节，因为他想获取社会保险赔偿。他说，他父亲身上有伤口很深的动物抓伤，但急救报告里说他父亲只是单纯跌倒。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对救护人员隐瞒了什么。
我们没让他进屋，但我们在楼梯口谈话时，塞菲吠了起来，那家伙问起了狗的事情，想见见它。我们告诉他不能进屋，这只狗刚来，是我们十天前领养的，已经是他父亲跌倒之后很久了。我们好说歹说，他还是坚持要看一眼狗，我们再次拒绝，他威胁说下次要叫警察来。
我们连夜找了一套位于弗洛伦汀街区的出租公寓。那儿又小又吵，但房东不介意有人养狗。拉科菲特又和我睡在一起。她还是有点儿冷淡，但俄罗斯老人的儿子搞出来的戏剧性场面再度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也看到我是站在塞菲那边的，所以态度缓和下来。
随后，塞菲的红疹又复发了。
以前那个兽医没法给它看病了。原来他军衔很高，服预备役时在叙利亚遭遇报复性袭击牺牲了。拉科菲特拒绝找新兽医，怕他要我们处死塞菲。我们不想再给它吃骆驼肉，改用鱼肉和肉类替代品喂它，但它碰也不碰。它不吃不喝两天后，拉科菲特说我们得在它饿死之前再找一种肉。
拉科菲特捣碎一些安眠药，混到一碗牛奶里。这药片是很久以前，我们飞去纽约度蜜月时她妈妈给她的。我们站在阳台上，看到院子里有猫走近那个碗，开始嗅牛奶。除了一只瘦骨嶙峋的红毛猫，其他猫都没碰那碗牛奶。拉科菲特让我下楼去跟着那只猫，但它哪里都没去。它就在碗边躺倒了。当我靠近的时候，它纹丝不动。它用一双最通人情的眼睛看着我，投来一个伤感而认命的眼神，仿佛它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得不认命，因为这就是个烂透了的世界。等那只猫睡熟了，我捡起它来，但没法带它上楼。我感觉到这只瘦骨嶙峋的小猫在我怀里呼吸，实在下不了手。我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是拉科菲特。我一点儿都没听见她下楼的动静。“放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