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根旗杆,同处于当风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来,它们之间再没邻里间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甚至连七号楼里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三个黄色病房里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两次,而且旦他们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过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生活当成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永恒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趟。他们像犯人般,把医院以外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油印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1]赠送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是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透视间,或者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他命,还有些时候,年中有那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这个世界,这里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笑声盖住。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笑声是神经质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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