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
九四八年底起，
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轮或太平轮由上海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
卡车去基隆码头装回车行李，最多时候，堆在另个仓库行李有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们婚宴长辈。《时与潮》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些是来教书，办报和杂志文化人，大多数都来台湾
。爸爸嘱咐们尽力帮忙。省z.府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
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家就成个最方便联络站，那小小二坪左右“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无数联络地址，遍及各市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们逃难到汉口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欢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生。幸运，带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故乡。
最后次去基隆接船是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g,m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家六口。们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再被提出检讨，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新婚生活!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小家庭生活，就投入父亲最后“g,m行动”激流。他自九三年九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g,m，如今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东北学生样，都已被他纳入g,m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切，从末对抱怨，与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们婚姻中“g,m感情”，称它为“稳定基金”第笔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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