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尽,天梯消逝。回到台中中兴大学,履行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个巷院,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三个儿子都进青少年阶段,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牵挂,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离家时真是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间小楼里系务。
中兴大学外文系成立是多年梦想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都不停地以个教员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到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资格限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最大差异之处,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重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已被“发表”为新成立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第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回国第次进校长室才懂,由美国写来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半已六十多岁),等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惶恐”为难神情就说,“相信你是有能力做,公事上问题可以来和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期待,以后少穿太花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宽宽绰绰旗袍。
就这样,由苦读书呆子变成系主任,面对全是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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