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仍不松手。他试着把它从她手里抽出来,但她的双手和双臂牢牢扣住它,毫不退让,哪怕他已经把她的身体从床上拽了起来。(相比之下,加斯帕尔的尸身是那么轻柔,仿佛一只大号的毛绒娃娃。)在恼怒的抽泣声中,他放弃了。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这种决心毋宁说是一种挑衅。他瞪着十字架苦像,咬紧牙关厉声说:“你!你!我会收拾你的,你等着!”
收尸人终于到了,带走了多拉和她那尊被诅咒的苦像。
假如托马斯猜得没错,假如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真如他潦草的文字所形容的那样,它一定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文物,会让世人为之惊叹。它足以把基督教搅得天翻地覆。它甚至可能有助于他的挑衅。但是,它被保存下来了吗?自从他在公寓里读完这本从主教档案馆偷来的日记,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他。这件物品可能已经毁于大火或被劈成了碎片。然而,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每一件物品都是单独制作、缓慢流转的,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与现代工业社会不能同日而语。甚至衣物也不会被丢弃。当年耶稣在罗马士兵眼中不过是一个煽动,bao乱的卑贱犹太人,但他仅能蔽体的衣物仍被他们瓜分。如果普通衣物尚能幸存,一件大型雕刻品必然也能被保存下来,更别说它还兼具宗教的用途。
如何判断它的去向?有两种可能:它要么留在了圣多美,要么离开了圣多美。考虑到这座小岛的贫穷和贸易港的性质,他猜想这件物品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岛。他希望它被带回了葡萄牙——圣多美的宗主国,但它也可能流落到非洲海岸上众多的贸易港和城市之中。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海运离岛的。
亲人死后,托马斯花了数月时间寻找有关乌利塞斯神父的那件作品的证据。他到国立东波塔档案馆查阅乌利塞斯神父死后几年间在非洲西海岸航行过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日志。他假定某条葡萄牙船把那件雕刻品带离了圣多美。如果是一艘外国船,那么只有上帝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了。
他终于找到一本航海日志,船长名叫鲁道夫·佩雷拉·帕谢科,他的大帆船于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圣多美。船上装载的众多货物中,有一件物品“再现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心跳加快了。对于这块世人眼中低贱的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关于宗教物品的记载。
日志在每一件货物的条目旁都标注了它下船的地点。大批货物在奴隶海岸和黄金海岸上的若干停靠点被卸下船,要么被卖掉,要么被交换。他在帕谢科船长日志中关于十字架苦像的记载旁看到一个词:里斯本。它真的回到了祖国!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