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多久了？”他问。
“三天。”玛丽亚回答。
看上去没错。冬季路上的严寒把尸体保存得很好。
“他怎么死的？”他问，“我是说，
“什么档案？”玛丽亚问。
“当然是你丈夫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档案。”
“但你还没见过他。”
“哦。你之前没说。这样的话你得过几天再来。等他被处理完了。”
“但是他就在这里。”
不甘心变老的，那些痛苦心碎的，他们同样应该去别处，比如还是去找神父，或是见个朋友，去个酒吧，甚至逛个妓院。就是别来找病理医师。
“我很乐意听你讲开心事，也为你的伤心事感到难过，”他继续说，“但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你是来查询某份尸检报告的吗？”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活着的。”
他是怎么活着的？她想问他是怎么死的吧。老年人的口误。“谁？”
“当然是拉斐尔。”
“在哪儿？”
他不可能在冷藏室里。欧塞比奥对存放在里面的尸体心里有数。她是不是想说，在精神意义上，她的丈夫在这里？他忍不住从医生的角度忧虑起她的精神状况。妄想性老年痴呆？
玛丽亚·卡斯特罗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平淡地回答：“就在这里。”
她俯身解开手提箱的搭扣。盖子掀了起来，箱子里唯一的物品如同初生的婴儿一样滑出来：拉斐尔·卡斯特罗赤着脚的尸体。
欧塞比奥盯着这具尸体。人的死法有很多，但医院里的尸体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到他面前：放在轮床上，已清理干净，床边挂着病历。他们不会身着周日的礼服，从手提箱里滑出来。不过他能理解，乡下人有自己的风俗。他们依然用城里人早已摒弃的方式对待死者。比如有时在葡萄牙乡间，他们把死人葬在老树的树干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检验过几具这样的尸体，为了查明究竟是自然死亡然后被树葬，还是被谋杀抛尸。（结果每一个案例都是正常的树葬。）他还检验过一些农夫的尸体，他们的指甲里扎着钢针。这并非折磨，只是一种原始的确认死亡的方法。现在眼前又多了一种乡下人对待死亡的做法：代替救护车，自己运送尸体。这位老妇把箱子从葡萄牙高山区一路拖下来，一定历尽艰苦。
“他的全名是什么？”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来自图伊泽洛村。”
“哦，你的丈夫。请稍等。”
他弯腰把桌下的报告拖出来。清单在哪儿？他找到一页纸，在上面仔细查找。尚未归档的名单里并没有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
“我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名字。你丈夫一定是我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我得去查查他的档案。那得花点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