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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读写教育，他们是能够阅读历史著作，而且会很有兴趣去读跟自己祖先有关那些部分。与立碑者目在于歌颂太武帝不同，
般鲜卑青年可能会更注意北魏早期历史。和五十年前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
解华夏文化，而且定程度上已经接受华夏文化价值观。当然，他们母语仍然是鲜卑语，代人集团内部日常所用也主要是鲜卑语（包括在朝廷上），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
自然、那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面对华夏文化价值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代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时就可能羞愤难当。
《魏书·崔浩传》记国史立碑刻铭之后，“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忿毒”，强调鲜卑人阅读石铭国史之后深恶痛绝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直接点燃太武帝雷霆之怒。虽然国史撰写刻铭主旨在于歌颂太武帝，但眼下引发众怒，显然已完全压倒那个主旨，太武帝本人也被推到个非常尴尬位置上。也许即便只是为自救，太武帝也不得不牺牲掉崔浩。崔浩及其内外亲姻悲惨命运于是乎定。五十年前无人在意《代记》，五十年后会被仔细阅读。正是鲜卑子弟汉文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决定“备而不典”、“,bao扬国恶”史书会引起北人“忿毒”；正是立碑刻铭这种典型华夏传统形式，触发鲜卑贵族羞愤和反弹。崔浩被关押在城南时，“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是谁“使”卫士如此折辱崔浩呢？应该就是那些深感被冒犯“北人”。《魏书》说“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浩所遇之酷，超越普通政治报复，只能从新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是，他们面对国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其先辈所珍爱和遵循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文化转型，促成崔浩国史之狱。
三、文化转型史学代价
《魏书》所描述崔浩是历史上罕见全才，“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对拓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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